从传统上说，中国是一个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从井田制、摊丁入亩等观察，以限制人口迁徙为特征的户籍制，可能和基于征缴实物的直接税密切相关。直到盐铁专营许可制日益重要时，间接税才逐步登台。

从现实看，中国目前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未来十年也大致如此。但考虑到全部税收贡献中，来自企业的比例过高和来自住户部门的比例过低，有必要强化直接税的征收，尤其是针对住户部门的直接税。因此，在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遗产税三者之间如何权衡先后和难易，就显得十分重要。

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是对个人收入的年度流量的税收。如果规定一个简单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那么其征收的困难主要是收入的认定和有效征管，可以避免涉及个人存量财富，也可避免家庭成员变更带来的征税困难。考虑到中国目前庞大的8.2亿的劳动力人口，以及约6亿的就业人口，不足3000万人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人群显得过低，尤其是富裕人群个税的缴纳情况值得关注。因此改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办法迫在眉睫，建议把宽税基、广覆盖、有效累进税率作为改革的重点。

就遗产税而言，其是对个人离世后的存量财富的税收。同样，如果规定一个简单的起征点以总遗产税的方式开征，不仅较为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由于遗产税并不损害生者生前的福利，只是在继承或者赠与时课税，其天然具有的递延性，带来的社会震动也相应较小。不仅如此，动产或者不动产的遗产认定也相对容易，例如房产，只要拥有房产，不管是农民自建、福利房改房、经济适用房还是商品房，均应纳入遗产。如果不考虑分遗产税，那么遗产税的征管难度，大致和财产让渡时的交易环节课税相当。

遗产税开征是否会导致财富外流？有可能。但目前全球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几乎均开征遗产税，小型离岸金融中心或避税天堂才免征遗产税，这就决定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迟早必须考虑开征遗产税，而不是担心财富外流继续容忍贫富悬殊的扩大。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生而多奢欲、死而多金并不明智，过多的遗产往往反而耽误甚至祸害了子孙。

就房地产税而言，其是对家庭产权性拥有的房地产在持有环节的课税。和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相比，其征管难度大、社会震荡难以评估。其中涉及一系列较为棘手的问题，例如是房地合并征收，还是仅针对房产征税？如果房地合并，则涉及土地权属问题；如果房地分离，则房产随时间不断贬值，真正自然增值决定因素往往是土地的区位特性。再如，即便仅对房产征税，是否需要区别对待宅基地、房改房或保障房、商品房？此外，房产税还涉及以家庭为单位的全国房屋产权统一登记体系的形成。考虑到房地产税是持有环节的持续纳税，这将给不少业主带来持续的财务压力。因此，触及存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税，需要较为苛严的税收征管基础条件，同时，如何评估房地产税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是难题。

遗产税和房地产税可能存在较强的替代性，原因在于房地产是中国家庭的主要财富形式，大约占据家庭总财富的六到七成。因此，在遗产存量环节征税，可以大大弱化在房地产持有环节征税带来的复杂争议，而从代际平滑角度看，两者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效果相似。因此，遗产税和房地产税择一而征也未尝不可。

从以上简析中，我们建议，未来中国税制改革，必须逐步增加针对住户部门的课税，其中应将改善个人所得税征管置于优先地位，其次是遗产税。个税和遗产税征管体系的成熟，将为开征房地产税创造坚实的征管基础。个人所得税宜为中央和地方分享税，以在全国范围内弱化收入分配的不公。考虑到国际经验和征管成本，遗产税和房地产税宜为地方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