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作为一个不断升温的词汇，其热度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注定还将继续升高。“供给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简称，其权威表述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一表述的深意或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层面战略调整的新提法，同时意味着中国社会总体治理战略的调整与转变。

　　而财税体制改革是与我国整体经济改革同时推进的重要举措，关乎全社会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今，这项改革正在本届政府的推动中不断深化。

　　那么，在供给侧的背景下，财税体制改革何去何从?如何理解“税痛”?“税痛”的具体表现在哪个几个方面?怎么做可以消减税痛?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知名财税伦理学者、西安市税务学会副秘书长姚轩鸽。

　　“供给侧”为财税改革提出新要求

　　记者：在供给侧的背景下，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有哪些作为?

　　姚轩鸽：“供给侧”为财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也就是为未来中国财税改革提出了主要目标与使命：

　　第一，必须明确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彻底改变政府责任错位与越位的问题。根本措施在于，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目前民主位阶较低的现状。近期目标在于通过建立和实施协商民主，建立国民利益表达机制，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实现供需信息的透明化，重点在于切实落实《预算法》，强化财政支出的透明与公开，保障公共资金收支权力能得到有力有效的“闭环式”监督与制衡。

　　第二，必须通过“系统性”重构的“供给侧”结构性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弥补公共资金来源与支出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全面化解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高、数量少、品种单一等矛盾。在税收方面，政府要减税、减权，做好本分。要通过“费改税”，全面降低纳税人税负。在支出方面，要借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优势，准确收集全体民众的真实性公共产品需求与私人产品偏好，彻底改变以往根据政府及其官员的意志与偏好供给公共产品的习惯性做法。既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要“用于民之所需”。关键是，必须建立公共支出权力“闭环式”有效监督机制，消减公共资金浪费现象，坚决消减公务成本。

　　第三，要重视公共产品结构缺陷问题，研究供需错位问题存在的主因，彻底解决公共产品合意性差、性价比低的问题。既要重视 “低级需要”、“物质主义动机”，或者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物质性需要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也要重视“中级需要”、“社会性动机”，即社会性需要，诸如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自尊等需要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别是认识和理解的欲望、审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核心在于加大基本制度类———诸如人道自由、公正平等类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既要重视“内在属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民生类)，更要注重“外在属性”类公共产品、“表现属性”类公共产品、“抽象属性”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等等。

　　第四，必须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彻底解决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落后低效的问题。为此，必须建立公正、公开、透明的供给机制。而且要通过公共产品生产过程和体系等要素的优化，全面提升公共产品总体供给水平的提升。

　　进而言之，“供给侧”为财税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期待如下：第一步要通过“总量减税、总体减速”，消减普遍性、表层的纳税人“税痛”;第二步则要“财政透明、预算公开”，建立财税权力长效监督机制，逐步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第三步要“扩大税权民意基础，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确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逐步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根本问题，直接促进和保证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高位阶动态平衡，间接促进和保证私人产品供求关系的高位阶动态平衡，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