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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就是既需要保持投资消费出口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又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依赖投资出口，也不能完全靠在消费身上。稳增长就是要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平衡增长。
⊙潘正彦
最新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普遍向好，似乎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硬着陆”的担心可以消除了？甚至，中国经济是否又走上上升的轨道？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需要稳增长，经济运行仍然需要处于合理区间。
增长速度不应大起大落
中国经济吃尽了大起大落的苦头，过度追求中国经济高增长，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为了使中国经济健康成长，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十分重要。
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常是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起大落”，最后不得不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高速增长从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大起大落”的代名词。虽然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幅度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继续保持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虽然速度已经从11%左右大幅度回落到8%以下，下了一个台阶。同时，数据显示：近年（2009年特殊情况除外）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率已经好大的收敛，基本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说明了中国宏观调控能力的逐步成熟，也客观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实际降下来后，经济增长率波动率的同步下降。
其实，中国经济过去30年快速发展的许多有利因素已经减少，甚至消失。1978年后的前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农村大包干、市场化、世界工厂等改革开放的红利的释放；最近的1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是房地产市场化、人民币升值等新的动能的推动结果。而过去30年的快速城市化实际上也是这些动能释放的综合反映。显然，一些积极因素已经充分释放或动能衰减，有些甚至转为反面——例如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环境污染已经大幅度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同时，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实际上是牺牲人们的利益（负利率）和消费（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未来显然难以为继。而不顾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继续追求高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再次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更大，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重蹈大起大落的覆辙，就是要使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就是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理性选择
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存在本质联系，中国也经历过高增长与高通胀的痛苦。未来中国应该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做理性选择。
1978年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表面上反映不显著，实际上往往以隐性通胀压力体现；1978年到200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爆发之间几乎是同步。2000年以后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通货膨胀方面似乎没有同步体现，但在2003年下半年后原材料价格进入上升阶段，随着经济增长率也越走越高。2007年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实际上是早已潜伏的隐性通胀压力显性化的结果而已。
经济学基本原理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成本上升必然最终要反映到商品价格上，区别仅仅是传递时间或者传递渠道变化的不同而已。
2010年以来，虽然物价上涨的水平“大大低于”2000年前的数据，但生活中的体会根本不同，通货膨胀的实际压力有增无减。在近年人们的名义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实际收入却被通货膨胀严重侵蚀，甚至实际收入是负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带来收入（主要是名义的）的比较高的增长，但也可能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不管是隐性通胀压力还是显性通胀压力最终会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物价涨幅等的“上限”的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很难维持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出选择，稳增长就是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做理性选择。稳住经济增长率不出“下限”与控制物价上涨的“上限”。
消费率增长不能矫枉过正
稳增长就是既需要保持投资消费出口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依赖投资出口，也不能完全靠在消费身上，稳增长就是要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平衡增长。
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总体趋势，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已经不能太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需要投资消费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未来中国经济不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依赖投资，也不能完全靠在消费身上，稳增长就是要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平衡增长。
首先，稳增长需要保持一定的必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但不能依赖投资，特别要防止教条主义式的攀比式投资。当前，表面上对中国目前已经存在着巨大的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有目共睹，如钢铁、水泥、造船等传统行业，甚至一些新兴产业。但是，有人从中国人均生产量、消费量、存量等与世界水平、与美国比较，似乎中国不是产能过剩，而是有很大的余地。例如，中国人均地铁、人均铁路、甚至人均钢铁消费等等。事实上，这样的所谓的“人均对比”，严重忽视了中国的资源短缺，特别是人均资源短缺的客观现实制约。中国过去的过度投资和滥用资源，不仅造成产能过剩，而且对已经十分贫乏的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是雪上加霜。
其次，稳增长需要消费保持适当的加速增长，但不能像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那样完全靠消费，特别是不能依赖消费高速增长弥补投资与出口增速的下降。一方面，虽然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只有35%，还不到全球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但是要通过消费的大幅度增长来保持以前的经济增速如8%、9%，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要使中国消费在GDP的占比在未来提高至50%（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在投资与出口保持18%与8%比较合理的速度的情况下，消费增速必须高于GDP增速6个百分点以上。或者说，如要GDP增速保持8%以上，消费增速必须在10年中始终保持在15%左右，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史看，中国在最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也没有持续达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速。而在全球乃至中国经济形势仍然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实现如此高的消费增长是几乎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消费高速增长必须是收入高速增长相配套，这有可能带来收入、消费、物价的轮番上涨。这不仅可能削弱、甚至颠覆过去30年中国经济低成本增长的优势，动摇中国经济增长基础，而且收入、消费、物价的轮番上涨必将带来全面通货膨胀，把中国经济引向自我毁灭。
因此，消费增长率的提高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绝对不能矫枉过正。要使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健康、持续高增长，不仅需要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且要保持稳定平衡的增长。
⊙潘正彦
最新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普遍向好，似乎验证了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硬着陆”的担心可以消除了？甚至，中国经济是否又走上上升的轨道？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需要稳增长，经济运行仍然需要处于合理区间。
增长速度不应大起大落
中国经济吃尽了大起大落的苦头，过度追求中国经济高增长，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为了使中国经济健康成长，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十分重要。
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常是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起大落”，最后不得不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高速增长从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大起大落”的代名词。虽然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幅度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继续保持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虽然速度已经从11%左右大幅度回落到8%以下，下了一个台阶。同时，数据显示：近年（2009年特殊情况除外）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率已经好大的收敛，基本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说明了中国宏观调控能力的逐步成熟，也客观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实际降下来后，经济增长率波动率的同步下降。
其实，中国经济过去30年快速发展的许多有利因素已经减少，甚至消失。1978年后的前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农村大包干、市场化、世界工厂等改革开放的红利的释放；最近的1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是房地产市场化、人民币升值等新的动能的推动结果。而过去30年的快速城市化实际上也是这些动能释放的综合反映。显然，一些积极因素已经充分释放或动能衰减，有些甚至转为反面——例如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环境污染已经大幅度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同时，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实际上是牺牲人们的利益（负利率）和消费（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未来显然难以为继。而不顾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继续追求高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再次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更大，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重蹈大起大落的覆辙，就是要使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就是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理性选择
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存在本质联系，中国也经历过高增长与高通胀的痛苦。未来中国应该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做理性选择。
1978年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表面上反映不显著，实际上往往以隐性通胀压力体现；1978年到200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爆发之间几乎是同步。2000年以后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通货膨胀方面似乎没有同步体现，但在2003年下半年后原材料价格进入上升阶段，随着经济增长率也越走越高。2007年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实际上是早已潜伏的隐性通胀压力显性化的结果而已。
经济学基本原理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成本上升必然最终要反映到商品价格上，区别仅仅是传递时间或者传递渠道变化的不同而已。
2010年以来，虽然物价上涨的水平“大大低于”2000年前的数据，但生活中的体会根本不同，通货膨胀的实际压力有增无减。在近年人们的名义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实际收入却被通货膨胀严重侵蚀，甚至实际收入是负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带来收入（主要是名义的）的比较高的增长，但也可能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不管是隐性通胀压力还是显性通胀压力最终会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物价涨幅等的“上限”的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很难维持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出选择，稳增长就是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做理性选择。稳住经济增长率不出“下限”与控制物价上涨的“上限”。
消费率增长不能矫枉过正
稳增长就是既需要保持投资消费出口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依赖投资出口，也不能完全靠在消费身上，稳增长就是要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平衡增长。
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总体趋势，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已经不能太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需要投资消费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未来中国经济不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依赖投资，也不能完全靠在消费身上，稳增长就是要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平衡增长。
首先，稳增长需要保持一定的必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但不能依赖投资，特别要防止教条主义式的攀比式投资。当前，表面上对中国目前已经存在着巨大的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有目共睹，如钢铁、水泥、造船等传统行业，甚至一些新兴产业。但是，有人从中国人均生产量、消费量、存量等与世界水平、与美国比较，似乎中国不是产能过剩，而是有很大的余地。例如，中国人均地铁、人均铁路、甚至人均钢铁消费等等。事实上，这样的所谓的“人均对比”，严重忽视了中国的资源短缺，特别是人均资源短缺的客观现实制约。中国过去的过度投资和滥用资源，不仅造成产能过剩，而且对已经十分贫乏的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是雪上加霜。
其次，稳增长需要消费保持适当的加速增长，但不能像过去依赖投资和出口那样完全靠消费，特别是不能依赖消费高速增长弥补投资与出口增速的下降。一方面，虽然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只有35%，还不到全球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但是要通过消费的大幅度增长来保持以前的经济增速如8%、9%，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要使中国消费在GDP的占比在未来提高至50%（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在投资与出口保持18%与8%比较合理的速度的情况下，消费增速必须高于GDP增速6个百分点以上。或者说，如要GDP增速保持8%以上，消费增速必须在10年中始终保持在15%左右，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史看，中国在最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也没有持续达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速。而在全球乃至中国经济形势仍然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实现如此高的消费增长是几乎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消费高速增长必须是收入高速增长相配套，这有可能带来收入、消费、物价的轮番上涨。这不仅可能削弱、甚至颠覆过去30年中国经济低成本增长的优势，动摇中国经济增长基础，而且收入、消费、物价的轮番上涨必将带来全面通货膨胀，把中国经济引向自我毁灭。
因此，消费增长率的提高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绝对不能矫枉过正。要使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健康、持续高增长，不仅需要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且要保持稳定平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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