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的中国是一辆高速前行的列车，那么，经过多年的高速运转，今日的这辆列车显得有点步履迟缓，就像到了一个陡坡前，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加油，或许更需要检修。

四顾寰宇，美国重返亚太、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一股意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越来越张狂；瞭望国内，以出口为主导的高能耗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以内需为驱动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崛起仍待时日；更为严峻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腐败问题正在激化社会矛盾……

可喜的是，一股从十八大吹来的“反腐败、倡实干、重民生、立志改革”的清风正越刮越猛。只要这股清风能够持续，能够落地，那么，笼罩在中国上空多时的雾霾终将被吹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

“中等收入”陷阱

“哎！”望着依然雾蒙蒙的天空，北京市朝阳区居民李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李萍记不清这种天气已经延续了多久了。即使是阳光普照，远处的天空依旧是雾蒙蒙的一片。

北京仅是半个中国的缩影，这次与２０１３年同时迈入中国的特大雾霾天气已接连创下了几个最，不仅波及范围最广，盘亘时间最长，影响也是史无前例：大城市交通管制，高速公路封闭，航班大面积延误，医院里的呼吸道病人急剧增加……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不仅仅是天灾，更是多年中国人种“豆”得“豆”的恶果：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就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也提前透支了国人和后代的生存发展空间。

据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北京公众与环境中心主任马军分析，出现这次严重的雾霾天气，和我们所遭受的极端天气有关，这种天气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就其内因还是由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太大，大大超过了我们环境所能容纳的量，这才是核心问题。

马军认为，这说明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已是迫在眉睫，依赖重工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我们必须走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主动所需，也是不得不为之的路径。与以往不同，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外在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３０年前，发达经济体正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寻找更廉价的加工产地，但３０年后的今天，发达经济体不仅内需锐减，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企图重振制造业。

越南、缅甸也纷纷崛起，寻找代加工的契机，以更低廉的成本分享一勺羹。面对这些后起之秀，日益增加的人力成本使得中国优势日渐趋弱。

寻找以内需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是迫在眉睫，但经济结构的转型却非一日之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就曾指出，经济发展方式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而是由经济的要素秉赋结构决定的，在任一个经济发展时点经济发展方式是固定的。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可在前几十年被忽视的像贫富差距和腐败等社会问题却越积越厚，到了一个节点，不可等闲视之。

时隔１０年后，２０１３年初，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虽然拥有可喜的成果，就是基尼系数在２００８年达到最高点０．４９１后，开始逐年回落，至２０１２年已降为０．４７４。

但面对仍超０．４这个警戒线０．０７４个点的数据，大概少有人对此表示乐观。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时红秀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曾表示，“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更应该注意的不是工资性收入，而是财富差距。收入是个流量，财富是个存量。如果算上固定资产等财富性收入，那么，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会更大。”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为社会注入了动力，但如果这个差距过大，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因贫富差距过大而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拉美等国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贫富差距过大和经济结构转型看似两个问题，其实却是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才能解决国内内需不足的问题，才能为国内消费注入新鲜的活力，也就是说，经济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却寄希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否则，中国将有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危险。

改革进入攻坚期

问题虽然错根盘结，但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改革，下大决心改革。

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２０１３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周期，能否开启这个经济新周期，寄希望于新一届政府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和决心，释放改革的红利。

这次经济增速放缓，从表面来看，是受到外部环境不佳的冲击，但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则是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重要关口。为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唐建伟建议，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应从原来粗放型的依赖投资趋动转向未来的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体现在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两方面。从中长期来看，唐建伟分析，唯有逐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的限制、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以及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是重启中国经济新增长周期的关键。

据唐建伟介绍，他们曾做过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未来中国２０年左右ＧＤＰ的潜在增速仍然会维持在７％到８％左右；如果不改革，任其发展，可能会掉到４％左右；还有一种局部的改革，不是全面的改革，会掉到６％左右。

改革与前几十年不同，以往都是做大蛋糕，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阻力较小。而现在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改革等同于重新分配蛋糕，必然会损害部分部门的利益，改革的阻力是前所未有。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横隔改革路，那么，应该如何跨越障碍？改革从哪切入才能付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

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没有太多的时间；尤其需要上层坚定不移地、强有力地推动上层体制的改革；第三就是要有个顶层设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来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建议，必须要对政府的权力有所约束，这种约束不能来自于简单的自我约束，必须要有较好的外部约束。核心的要点就是中国需要新一轮的立志整顿，重新谋划我们党固本强基的改革，这个可能才是重点。

“与以前改革不同，以往的改革是为市场做简单的制度和环境调整，政府主动进行调市场和别人。而现在我们发现市场的很多问题不是市场所完成的，而是依赖政府。这个是改革的核心问题，然后才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刘元春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刘元春还表示，“目前所有问题都依存于第一个核心问题，即政府的自我改革和权力约束问题。政府要在关键的领域进行有力度的大的调整，显示出政府的魄力，而不是像现在，各个部门都来进行，这个是不可能的，也做不好，要有重点突破。”

刘元春坚信，随着经济形势的下行，可能会倒逼着我们的政府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促使政府进行自我权力的约束和政治权益的提升，这很可能是下一步调整的重点。

而李义平则呼吁，我们的经济要想从大到强的话，关键是要推进更深层的市场化改革。从市场经济出发的政府职能改革远没有开始，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如果没有这场深刻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做强，我们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沿，很难跨过去。

原有发展路径已走向尽头的中国能否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下一个十年能否持续深入进行体制变革。而目前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对象是政府，动力也来自政府”，如何调整利益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改革者的智慧，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