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董事长苏树林近日被中央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成为主政地方的大员，引发了媒体对政坛“国企CEO”现象的关注。其实，国企高管从政并非新话题，在苏之前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在苏之后也还会有高管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一队伍。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将有现代企业历练的国企高管充实到官僚群体中，可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更好地提升政府的施政绩效。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企很难产生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即使偶尔出现一两个，也难以留存。

　　熊氏所谓的企业家，核心特征是创新。在这里，创新不是搞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的过程;换言之，企业家的作用，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大凡杰出的企业家，都具有熊氏所说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当然，我们不必机械地理解熊氏的企业家概念。不过，从一些世所公认的企业家标准来看，必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一是在企业要有足够长的任职时间，时间过短，工作都没开展过来，何谈创新，更何谈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二是有创新的欲望和意志，一个企业领导人，如果连创新的欲望和意志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去创新，成不了企业家;三是企业的经营不受外界尤其是政府的干扰，能够独立地决策并承担责任，若企业的经营和决策处处受制于政府，为政府的目标服务，企业先天就失去了独立性，也就不能敏锐地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四是为股东和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贡献。企业家创新的最后结果必然是有利于企业股东、消费者以及与企业关联的利益群体，而不仅仅是替企业创造利润，其对社会的整体收益必然大于为创新支付的成本，做不到这一点，创新也就失败。

　　以此衡量国企领导，应该说，基本不合格。首先，除少数国企领导外，一般任职时间都不长，尤其对垄断国企来说，领导人基本是两三年或者三四年一换，能够连续做满两个任期的国企领导很少。反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创始人不用讲，即使是职业经理人，一般在企业的领导岗位上都有上十年的历练，至少也有五六年。时间过短，企业的情况都还不了解，如何去创新?而且，时间过短，企业领导一般也不会抱有创新的想法。充其量，与政府官员喜欢搞短期政绩一样，做一些能够短期内使企业财务报表好看的表面文章。

　　其次，国企的经营和决策受政府的影响，独立性难以保证。严格地说，在任何国家，做企业都要和政府打交道，但在中国，包括民企在内，政商结合尤其明显，这主要是政府权力过大之故。在政府主导社会经济运行的情况下，企业天然会寻求政府的庇护，从政府那儿索取政策和资源。但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也有投靠权力的动机，不过在企业内部的经营和决策上，是独立于政府的。国企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国企是国家的，不但有一个婆婆――国资委在管着国企，而且国企还负有国家的某些使命以及贯彻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国企来实现国家的某些特定目标。为此，国家也给予很多别的非国企所享受不到的政策和资源。现实中的国企，尤其是那些垄断国企，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并不是因为企业有竞争力，基本是拜国家给予的垄断所赐。这使得国企很难实现独立的经营和决策，自然也就谈不上企业创新。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国企领导没有创新的动力，他们的目标函数根本不在于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而在于通过企业的历练，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积累资本。虽然国资委也要考核企业的利润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但国企领导升迁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组织部门手上。政府事实上并没打算在国企中培养企业家，政府对国企高管的人事管理完全是参照党政机关进行的，各级政府的组织部门对他们有另一套考核目标，有关制度也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这就为国企领导转任政府官员打通了制度通道。如果无望进入政府，国企高管最后还有可能凭借自己代理人的信息优势，把国企变成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因此，国企领导是无心进行创新的。

　　综上所述，国企不可能产生企业家，如果出了企业家，那只能说是例外和偶然，而且不可能长久。事实上，与其把国企领导称作企业家，不如叫做企业政治家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