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成长的烦恼”随之而来，经济潜在增速趋降。笔者认为，从发展经济理论和经验来看，在当前的收入水平基础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自主转型内在动力充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将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为8%左右。然而，2001-2010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快也最平稳的10年。经济学家们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分解测算出增长的源泉：2001-2010年的GDP增长，大约11%来源于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24%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65%来源于资本投入。此期间GDP年均增长10.4%，实际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约15%，无论是从增速还是对GDP增速的贡献，都是197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高储蓄、高资本投入促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2001-2010年，企业、政府收入增加致使其资本投入大增，同时人口结构变化即人口红利增加（人口抚养比率由48%持续下降到33%），既迅速增加了劳动力数量，也扩大了储蓄和资本积累。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后者对GDP增长贡献度达到10%，为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市场化对GDP增长贡献度仅为8%左右，下降到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展望未来，经济潜在增速趋降。一方面，劳动人口比率升势减缓甚至下降。中国人口抚养比可能在2013年达到最低后回升，总劳动力数量也可能在2015年达到最高后下降，这些变化既影响劳动力供给，也影响储蓄和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低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是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进程都在减慢。

　　中国人均GDP从2000年人均900美元的较低收入水平提高到2010年的45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随之带来的是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到人均1.2万美元的高等收入水平，还是徘徊于人均4000-7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现实担心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垄断资本收入增速飙升而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存贷利息水平偏低等等，都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二是城市化高成本。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远超过人力资本报酬提升速度，住房、教育、医疗价格昂贵，城市人口生活成本过高；三是市场化机制退化。政府收入份额持续上升，2003年以来财政收入年均增速高于名义GDP年均增速的4个百分点；四是金融资产过度膨胀和质量下降。

　　当然，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如高储蓄率、高财政收入、高贸易顺差等，也可以被视为“成长的烦恼”，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想获得却难以达到的状况。

　　从发展经济理论和经验来看，在这样的收入水平基础上，经济增长模式自主转型内在动力充足。根据钱纳里等的“发展模式”，城市化与人均GDP有较强的相关性，人均GDP在4000-5000美元一般对应55-70%的城市化率。根据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一国经济在起飞后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之后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显著改善，服务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人们在教育、休闲、保健、社会保障项目上花费增加。

　　中国已经进入自主经济转型时期。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500美元，城市化率为48%，可以提高的空间既很开阔，也有收入支持，目前阶段也属于城市化速度最快时期。城市化将促进居民消费量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维持相关投资需求扩张，增加交通运输、物流、旅游、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等服务行业需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消费，加快服务业发展，都存在有水有渠的基础，而水到渠成所欠的“东风”，是政府部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消除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壁垒，减少高税收、低利率等与民争利的行为。